着自己转,这种“享受”只要尝过了,再难舍去。哪怕你装作很随意,平易近人,待人和声和气,可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官威,享受着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上个茅房还有人给擦屁屁。
好在章子俊有自觉,能做到的就是自己穿衣脱衣,自己动手吃饭,自己上茅房,可是在古代整理头发,梳头,打洗脸水,泡茶,整理房间这些全有雅琴代劳了,要不然会让人看成神经病。
很明显,眼前这位县令就是在糊稀泥,再说了本案原本就是焦贵使坏强抢“民女”引起的,加上明朝就是人治社会,官员之间相互照应就是为官之道,像焦贵这样的混混地位低下,杀死一二个还不至于能把章子俊怎么样,人命贱如草啊。
既然人家这样看重自己,章子俊也不得不拿出点好处出来,这位县令在邳州已经任了五年的县令,答应往上调调,等去南京后,给工部推荐一下,或是给曹衡修书,活动活动关系就成。这种人脉关系是相互的,当初在南京曹衡处结识了许多人,有大理寺卿周源、刑部右侍郎林鹗、礼部右侍郎雷复、都察院事吴琛、兵部尚书原杰、吏部尚书崔恭、刑部尚书周瑄等,还有底下的小虾小鱼。
在邳州,又是几场酒宴,在古代官场上,公务接待一直都是个敏感话题,其中充斥着古代官僚体系里的潜规则。古代官员不搞实业,不搞投资,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,那么,这笔“招待费”该从哪出呢?说白了,不外乎是向老百姓加收杂税,“取之于民”。根据《萍州可谈》记载,北宋监司的办事处设在杭州。监司们换了一批又一批,这个去了那个又来,为了安顿这些中央特派员,杭州地方政府专门安排一名副职负责接待这些监司。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,就负责过接待工作。不过,苏东坡的酒量有点糟糕,为了让上级领导开心,苏东坡往往会喝得酩酊大醉。长久之下,苏东坡身心俱疲,发牢骚说这个差事真是“酒食地狱”。
官场的权力分配,要遵守一种基本原则,那就是:上级对下属的考核和监察。
不是每个下属都办事得当,因此许多屈居人下的官员想到了另一种办法,那就是讨好乃至逢迎上级。久而久之,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成了下级官员的“分内之事”。由此,能否做好公务接待,成了官员能力的重要指标。
比如在景泰年间,浙江有个政绩不错的县官,省级的领导对县官的印象不错,准备拉他一把。某次,省级领导外出视察,途经这个县。县官比较懂事,早就将供给准备齐全。不过,县官忽略了省领导身边的小吏,没将小吏安排妥当。领导莅临县城之前,小吏从中作梗,暗中撤掉了县官准备好的供给。县领导来到县城后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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