例和占据土地的面积都是双双过半的（低于这个比例基本上就等造反了）。而明清江南这个数据，是个比较“新”的现象。

　　但这种情况并不单纯是聚敛加剧，因为这个时候，大地主的数量依然很少，顶级大地主的数量和占有的土地面积，相比之前反而是下降的。中小地主在这一时期，才是主流角色。

　　同时，这时候，“田皮”、“田骨”的概念开始流行（大致是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，不过实际还是挺复杂的，一两段讲不完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相关专著），意味着大量原本的公共地产（比如族田、学田等）加入了流动，而土地的拥有者和实际获利者，也不能再只看所属关系了。

　　（公共和集体产业在中国这边，比例相当大。按湖南大经师的统计，当时40%的土地都是这种公共土地，比地主（30%）和农民（30%）都高）

　　这种商品化、专业化的发展趋势，在当时是十分明显的。这一点之前纺织业那段也说过。

　　由于生产效率提高，粮食净产出增加，养活的人口也增加了。而这些过剩的人口，促进了手工业的快速发展。手工业的繁荣又开拓了更多的市场，日益激烈的竞争也逼迫业主进行改革和升级。

　　曾经的观点是，中国自古追求多子多福，没有控制意识，越富裕的地方，人口增长越快，导致财富无法积累，没有资金来提升技术水平。同时，总生产力的增长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，让所有人都陷入极端贫困，而贫困又降低了人工成本，导致手工业主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水平。

　　这个论证的结果，又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停滞论，认为中国这边没有发展的前途，只能无限地在人口升降这个圈里原地打转。

　　但这套论述里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问题。

　　按照现代资料，富裕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反而更慢。清朝江南的人口增长速度，就不如同时期的华北。江南核心区域，作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，人口增长率也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最低的。

　　这个规律也不限于某个民族。对旗人的研究发现，宗室成员控制人口的意愿比关外旗人农民更强，实际增长率也明显低于更贫困的关外旗人。（《控制增长，以保富裕——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》、《帝国晚期中国的历史人口学》）

　　此外，通过对比，现代学者发现，至少在1700~1850年间，中国人口增长率，与西北欧和英国相比，并没有明显的区别（《近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比较研究》）。

　　过去的理论认为，清朝人口过快增长，导致人口过密，使得中国进入“有增长而无发展”的境地。这一理论在上世纪后半页很流行，以至于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引用，形成了各种“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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